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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裕民又催着文采去开会，文采临走才答应里峪的人，明天他要亲自去看看。这把那几个人可喜欢透了，几个人拥在文采的后边，走了出去，连声说“早一点来呵到咱们那里吃早饭去吧。”
屋子里只留下他们三个人，杨亮问老董吃过饭没有，老董说在里峪吃过了，于是他们又重新谈到这村上的事。
老董今年够五十岁了，面孔红红的，上嘴唇和下巴颏光光的，胸脯臂膀长得顶有劲。打共产党从南山刚伸到三区来的时候，他就跟着打游击。有人嫌他年岁大，他说“别看咱大几岁，咱们比比力气，比比腿劲，种庄稼不让你们，打游击更不让呢。”那时在三区负责的是章品同志，便把他收留了。开始只跟着跑，也不会使枪，看见了敌人，脚只往上跳，迈不开步子，嘴里酸辣，大伙儿笑他，可是经过了几次，他说“死活一般大”，就不怕了。他们给了他一杆水连珠，又没有子弹，只好用七九子弹，打完一次，就要用通条通一次。这一带原来都是敌人占领的地方，据点又多，一时刚刚搞游击，可不容易。有一次，他们二十来个人，跟章品同志在一个村子里开会，被敌人特务知道了，开来三四十人，还带一挺机关枪。那时他们只有一句话“咱们革命要革到底，跳黄河一齐跳”他们撤出了村子，埋伏好，敌人已经追到了。敌人清楚他们的力量，只有六杆枪，再加两杆水连珠，两杆湖北造；又全是刚放下锄头，才拿起枪的，瞄不准，心里慌。敌人开他们玩笑，大声喊“三区游击队，我们交枪。看呵这全是三八大盖，要不要”
游击队都气得没办法。章品说“不怕，你们沉住气，大家都瞄准一个人，瞄那个戴皮帽子的。我叫一、二，你们一齐发，听到没有”他们就照着这样办，十杆枪同时响，打伤了一个，大家都欢喜得跳起来了。后来还是这样办，一连打伤了三四个，敌人就赶忙逃走了。老百姓马上擀面条，区分所买了五只鸡来，后来县上还奖了他们一支步枪。老董就更死心塌地跟着跑，过了三年比做长工还苦上百倍的生活睡觉常是连个土炕都没有，就在野地里挖个土窑，铺点草；吃冻成冰了的窝窝。他学会了打枪，他做了一个忠实的党员，只要上级有个命令，死也不怕。后来他们把他放在区上工会工作，工会主任调走后，他就又当主任了。他是一个肯干的党员干部，却还不习惯用思想。他喜欢老老实实的做一两件事，苦一点也不要紧，却怕独当一面，要自做主张。这次区上派他到暖水屯来，虽然因为他是里峪的人，可以熟习些，但主要还是由于已经有了文采几个人，让他跟着当向导，也可以学习学习。区上对于文采是做到了十分敬重和完全相信，老董也就带着他的依靠心理，一道来了。文采又派他去里峪，他就落得顺便回家去看看他久别的哥哥了。暖水屯的情况他既没有去了解，连他过去所了解的，也没有很好向这几个人来反映。
当杨亮和胡立功把这两天来所搜集到的材料告诉他，而又加以分析的时候，他还没认为有什么值得研究，他却考虑到自己有一件事要不要告诉他们。当他回到里峪的时候，他哥哥正闹肚子疼。他哥哥劝他回到村上来，分上两亩地，他年岁也不小了，受的苦也不少了，哥儿俩过两年太平日子吧。他拒绝这个建议，他说他活是共产党人，死是共产党鬼，还得替老百姓办事呢。但他哥哥却说到他自己身体已经不很好，兄弟俩到如今都是光棍，连个女人边也没挨着，就算为老百姓办事，总也得替祖先留个后呀。他哥哥又说本村有个寡妇，年纪虽然已经四十岁了，看样子身体还不错，可以生育，也会做人家；他自己是不行了，他想托人给他弟弟做媒。如今弟弟是个干部，不愁女家不答应。老董是个没讨过女人的人，听到这些话，脸也红了，还不好意思，嘴里说“你真是说笑话”心里却不安定起来。村上干部也说他革命有功劳，要给他分三亩葡萄园子。他没说话。他做几十年长工，连做梦也没想到有三亩葡萄园子，他很想要，他还可以抽空回家耕种，他哥哥也能帮他照顾。可是这事万一区上同志不赞成呢说他自私自利，说他落后呢同时他又想，他不能吃公家一辈子，他要有几亩地，他还可以吃自己的。说自私自利，他又没有发财，不过他可以有地劳动嘛。毛主席说实行“耕者有其田”，他不是种了几十年的地么，为什么就不可以有田呢最后他决定，只要不会受处分，他就要地至于老婆，过一阵再说吧。只是到底会不会受处分，他就捉摸不定了。他只想和面前的两个人商量商量，而这两人丝毫没有体会到他的心情，一点也不给他讲话的机会，全心一意，尽在那里说什么干部作风，打通思想，扩大组织，加强武装后来他们看见老董精神不好的样子，就说他这两天太辛苦了，要他休息，他们便到会场去了。
这天晚上的会，人数虽然没有第一天多，散会仍然很晚。文采同志为了要说服农民的变天思想，他不得不详细的分析目前的时局。他讲了国民党地区的民主运动，和兵心厌战，又讲了美国人民和苏联的强大。他从高树勋讲到刘善本，从美国记者斯诺、史沫特莱，讲到马西努，又讲到闻一多、李公朴的被暗杀。最后才讲到四平街的保卫战，以及大同外围的战斗。说八路军已经把大同包围起来了，最多半个月就可以拿下来。这些讲话是有意义的，有些人听得很有趣。可惜的是讲得比较深，名词太多，听不懂，时间太长，精神支不住，到后来又有许多人睡着了。但文采同志的热心，恨不得一时把心都呕给他们，让他们什么也明白，所以他无法压缩自己的语言。散会后，他自己觉得非常疲惫，头昏昏的，一到家，倒头便睡了。杨亮他们也就只得把计划推迟到第二天去。可是第二天文采仍没有空，他已经答应了里峪，他连简单的工作也没布置，匆匆忙忙催着老董就走了。而且在里峪滞留了两整天和一个晚上，他在那里又替他们开了两个会，把在暖水屯讲的又重复了一遍。杨亮和胡立功便商量着如何再去进行调查，尤其是要找出证据来，证明张裕民讲的那些事实，和如何在群众中去执行点火的任务。
27“买卖果子”
自从工作团的同志到了村子上之后，小学校也就更为显得热闹。打架告状的事多了起来，常常会听到里面有人喊起来“打倒封建小地主”于是也就有孩子哭了。胡立功去教过一次唱歌，这个歌非常为那些穷孩子所爱唱，一下了课就要高兴的唱“地主压迫咱，压迫了多少年，咱们要团结起来把账算，把账算”清脆的童音，响遍了每个角落。当他们一群群挤在一堆玩耍的时候，他们之中会有一两个顽皮的，故意的用肩去撞那些平日比较穿得好的地主家的孩子，有意的去侮辱他们。而那些孩子便尖声的叫了起来，教员们就不得不常要解决这些纠纷。刘教员从来也不骂这些穷孩子，最多只不过说“找他们没有用呀，他们不能负这个责。”他又安慰那些在现在变得孱弱了的孩子“你们将来要好好劳动，靠自己生活，做一个好公民，劝你们的父母，要不，迟早都要挨打的”但任教员就不是这样，他用威胁的眼光去望着那些没有袜子穿的孩子们，他不敢大声骂他们，只低声的恨道“别兴头的太早了，看中央军来了，一个一个收拾你们这些兔崽子”有些孩子便被他吓住了，不敢再调皮，有些孩子便又悄悄的去告刘教员，刘教员把这些都放在心上，不马上说出来。任教员也用劝告的同情的口吻去暗示那些孩子，希望他们把这些含义都带回到家里去。他不只在学校里显得忙碌，放了学又要去串门子。他到过几家地主家里，说几句不冷不热的话，加重别人的不安，然后再给他们一些希望，一些勇气。世界不会长久这样的，有钱的人在共产党里永远是受不完的罪。但共产党是斗不过老蒋的，纵然斗过了，也斗不过一个美国，迟早要把他们扫光的。他本人也并不富有，他是一个没落下来的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。可是他对那些有钱人却有同情，愿意为他们奔走，希望在那些人的牙缝里把自己肥胖起来。他不喜欢穷人，嫉视那些替穷人办事的干部。他愿望土地改革不成功，搞出乱子来，至少搞得不好。
当老董从里峪回来的那个傍晚，任国忠又踱到李子俊家里去，这是李子俊最后的一栋家宅了。门廊很高，一上去就有两三个台阶，包了铁皮的大门，虚掩着。他一直冲了进去，一拐弯，忽然两只狗从空廊上向他送来一阵疯狂的狺叫，幸好已经用一根大铁链拴在柱子上。
他快步的站到院子中，喊了声“大哥”，却没有人答应，半天才从上房里走出李子俊的大女儿李兰英。这十一岁的小姑娘也刚从学校回来不久，脸上还留着墨迹，她一看见是学校的教员，便规规矩矩的站着问道“找爹吗爹不在家。”
“你娘呢”任国忠向四周搜索着，只见院子里铅丝上晾着几件小孩的衣裤，和一个大红绸子的妇女的围胸。东屋外边晒了两大筛子果片。
小姑娘迟疑了一下，才说“娘在后院。”
任国忠心里已经明白，但还要走进去看，这时小姑娘便跑下台阶来，赶快向左转过去。
她走在头前，一边说“娘有事呢，”看见没有法子阻止住他，便大声嚷“娘娘有人找你，任老师来了”
一个三十来岁的生得很丰腴的女人，从堆草的房里急忙走了出来，脸上还显着惊惶和不安，却笑着说“我当是谁呢快回上房里坐去。”她的花标布衫子上和头发上全挂着一些草。
“大嫂你把红契藏在草堆里也是不中用的”任国忠用着坏心思来打趣她。
这个女人曾经是吴家堡首富的闺女，从小使唤着丫鬟仆妇，而且是出名的白俊。她听到任国忠的话，不觉一怔，却立即镇定了下来，笑着回答“红契么，早拿出来放在抽屉里了。你是来拿红契的么成只要农会答应你。”
“咱不是来拿红契的，迟早有人来拿。”任国忠又向她飞过一个分不清是什么意思的眼色。
她并没有把他引向上屋，却引到了东屋。这间屋里有个大炕，炕前安了两口大锅。炕对面立放着两个装碗盏的柜子，像一个杂货铺似的，摆满了油盐酱醋的坛子，都擦得亮亮的。
她用一个放亮的铜勺子在水缸里舀了一勺水，倒在一个花瓷盆里去洗手，手上全是些泥土末。任国忠便又笑着说“唉，看把你们那些有钱奶奶们折腾的”
李子俊老婆是一个要强的女人，在娘家什么也不会做，只知道绣点草儿、花儿玩耍。嫁到李家来，头几年日子过的还不错。可是李子俊是个大烟鬼，又耍钱，租子不少，还不够花，年年多少都要卖点地。有一年钱文贵撺掇他当伪甲长，别人当甲长积攒家财，他是个大头，结果给人耍了，又卖了一百亩地和一座房子，才赔清款项。央人求告，送了钱文贵好大一笔人情，好容易才脱了这件差事。这两年，论收入还是不少，他们家是雇得起长工的。雇个人做做饭，挑挑水，跑个城里，要方便得多。可是老婆不赞成，老婆看着世道不对劲，便劝着他“就那么一点地了，你又不掌财，村上人的眼睛都看着你呢，少抖一下吧。”她就下决心自己下厨。原来她还只看到村子上几个汉奸混子，怕他们把李子俊的几个钱骗完，她就吃苦一些，自己做，到收租的时候，自己也上前，不让全落到丈夫手里，自己抓一把，攒些私房，也是怕将来不好过。后来一解放，眼看着张裕民他们得了势，她就知道事情更不好闹，于是就更要装穷，更不肯雇人了，吃穿都省俭了下来。见了村干部总是笑脸迎人，说李子俊已经把烟戒了，又说他身体坏，说自己四个孩子都小，丈夫又不可靠，将来还不知怎么过日子呢。她教出来的孩子也机灵，从不得罪人，功课好，但孩子们心里都明白，到家里就再也不唱在学校里的歌子，也不讲那些开会的事。她恨钱文贵那伙人，李子俊是受他们欺侮的，可是她更怕张裕民他们。有时她还特意做点东西请张裕民，她知道他爱喝一口酒，但那个曾当过她们长工的人，却摆足了架子，不给她脸面，一点也不喝就走了。
半个月前她曾回娘家，吴家堡也正闹得激烈，她哥哥吴自强跑到涿鹿城里，又被农民追回来，连百年的红契都给人要走了。如今是六亲同运，大河里的水向东流，没法儿挽回的啦。她一回来，就叫李子俊去张家口躲一阵。她一人留在家里，她是个妇道，难道张裕民他们好来难为她拼着多说些好话，求求人，总可以挡一阵。可是李子俊想着去也是枉然，又不能长久在外边混，他又不是有办法的人，自己琢磨村上仇人不多，所以就捱着，也想看看风色。白天他就在果木园子里，晚上偶然回来一转。女人成天就设法东藏一个箱子，满满的装着首饰衣服，西又藏一缸粮食，总想把所有的东西全埋在地下。一颗心悬在半空里，一天到晚，盼不到太阳落了土，又盼不到太阳再出来。有时还要出门转一转，打听点消息告诉丈夫去。